总结而言，即是通过颁布一些条例法令来严格监管养殖战马。

早在商代，统治者就认识到了马的重要性，诞生了官方马匹管理制度，也就是所谓的“马政”。“马政”一词，最早见于《礼记·月令》：马政，谓养马之政教也。

商代的统治者和贵族对马匹特别重视，因为马匹不但是战争和贵族狩猎时驾驶车辆的重要工具，也是祭祀鬼神的祭品，需求量大，专门从事马匹饲养的“队伍”也很庞大，由奴隶组成。

“行天莫如龙，行地莫如马。马者，甲兵之本，国之大用”，这个观点虽然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提出的，但秦朝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政府非常重视，除了在边郡地区大搞官营养马基地，还在内地大建官马厩（养马场）。

秦朝颁布的《厩苑律》，则无异于给马上了一道保险，其中规定“盗马者死，盗牛者加（枷）”，盗马是死罪，比盗牛的罪行大多了。

汉朝建国没多久，就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马政制度，汉高祖时期，丞相萧何制定的汉律中，就专门制定了有关养马的“厩律”，吕后称制时，为防止“军资遗敌”，明令禁止母马外流。

汉景帝则接受太子太傅、御史大夫卫绾建议，“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，齿未平，不得出关”，并将边境地区军马牧场的规模扩大。汉初战斗力一点不输匈奴的骑兵部队，与几代皇帝重视养马不无关系。

唐朝不但把马政列为“经国要政”之一，马政建设更是前所未有，设立了专门统管全国马政的太仆寺，下设乘黄、典厩、典牧、车府四署，将各地六十多所牧马场纳入统一管理，除此而外，还设立了掌全国驿马的驾部。

相比之下，宋朝要比之前其他朝代都“惨”，由于失去了燕云十六州这个养马地，只能用丝绸、绢布去换马，但数量有限，而且非常被动，对方若“断供”，则只能徒唤奈何，所以宋朝军队的战斗力，总体来说比较弱，甚至没有一支像样的骑兵。

到了元朝，虽然蒙古族号称“骑在马背上的民族”，但据《新唐书·北狄·室韦》记载，蒙古人的祖先（蒙兀室韦的母族）室韦处于部落联盟阶段时，其畜牧业并不发达，“无羊少马．有牛不用”，九世纪中叶以后，受突厥、契丹、女真等族以及中原的影响，畜牧业才得到发展，并将马匹的饲养提高到重要地位，发展成为战争的重要工具。

由于地利因素，蒙古人养马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要牧场有牧场，要饲料有饲料，连驿站都有牧马地，养马业自然非常发达，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，自然不在话下。

据《明朝、高丽的贡马之争与明丽关系 》，早在“起江左”时，朱元璋就十分渴求战马，派人到处去买马，但所得有限，元顺帝北迁后，他于洪武二年还遣使去买战马，可惜未能如愿。

花钱也买不到，他决定自力更生，于洪武四年“置郡牧监于答答失里营所，随水草利便，立官署，专职牧养”。

洪武六年，朱元璋更是制定了养马之法，令民共养马匹，洪武二十八年更规定“江南十一户，江北五户共养马一匹”。管理马政的机构太仆寺，也设立于洪武六年：“设太仆寺于滁州，统于兵部。后增滁阳五牧监，领四十八群……岁终考马政，以法治府州县官吏”。

至洪武七年，明朝设立的牧监达五个，下辖近百个马场。太仆寺的设立，“标志着明朝战马繁殖与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”。

明成祖登基后，朱棣对战马的重视一点不亚于朱元璋，亲自过问马政，还对兵部尚书刘俊做了这样的指示：“古者掌兵政委之司马。问国君之富，数马以对。是马于国为重。”